《国富论》第二卷,读书笔记

《国富论》第二卷，读书笔记

物品的预先积累是分工的一个先决条件，如果没有相应的食品衣物提前被积累，就养不活医生战士。分工越细，需要预先积累的物品就越多，包括各工种需要的设备原材料等。

可将物品积蓄分为3类：流动资本，固定资本，消费品。

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都是资本，资本指可以获得收益的物品。其他不可获得收益的算消费品。流动资本可大致理解为贸易品与货币；固定资本可大致理解为生产性物品，比如生产用的厂房、设备、土地等。注意，同样是食物，在商贩那里算流动资本，在顾客那里算消费品。消费品又可分为非耐用品和耐用品，前者比如食物，衣物，戏剧等，后者比如住房，珠宝，家具等。

通常，固定资本获利离不开流动资本的参入，好比生产离不开原材料，而且流动资本常常会沉淀为固定资本，好比设备也是贸易采购而来。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最终目的和结果，都是消费品的增加。所以，人民的贫富，表面因素是可供消费品的多寡，内在因素是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多寡。

斯密将流动资本分为货币，食物，原材料和制成品。他认为这当中，货币的性质有些类似于固定资本。第一是，铸造货币（当时主要是贵金属货币）及货币磨损都需要费用，好比维持设备运转需要费用一样。第二是，货币的作用是帮助流通，并不能完全代表所有财富，一国的流通货币总价值常常远小于该国的财富，因为货币可以周转。第三是，维持货币系统的费用若能节省，而又不影响系统运作，那这些费用就实质增加了财富，好比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节省设备维持费用可增加利润一样。

正是从上面这些推理，斯密认为采用维持费用较低的纸币好过维持费用高昂的贵金属货币。当时的英国，尚没有中央银行和法定纸币，流动的纸币可近似看做是各家私人银行发行的票据。

一家私人银行，如果承诺随时兑换其票据并按承诺实施，则人们出于其具有的商业信用，会愿意流通其票据。银行通常不会真的储存票据等额的金银货币（通常储备不会超过五分之一，中国目前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13%），因为总有大部分票据处于流通状态。那节省下来的金银货币维持费用便可用来进行其他生产性活动。

如果银行滥发纸钞，会造成两个后果：第一是超过市面流通所需的部分，因在国内市场已无获利机会，持有人会自动兑换成金银流向国外获利，这会造成该银行的金银储备流失，多发的纸钞又回到了银行，还损失了金银的维持费用，得不偿失；第二是，如果市场发现某银行的纸钞超过了其能随时偿付的程度，其价值就会打折扣，或者转而采用其他信用更好的银行纸钞，也是得不偿失。

银行只要保证自己的纸钞，不超过没有银行的情况下，人们随时保留在手头上用于流通的金银货币的总数，就不会影响经济运行，社会节省了金银维持费用，商人可通过合理信贷将这笔本来闲置的金银币用于生产。银行通过采用对各商家进行信用评估等手段，保证其贷款（贷的款就是银行发行的票据）质量。某些激进的企业会钻银行的空子，斯密举了“对开汇票”的例子，两家公司通过相互开汇票，去银行贴现获取资金，再开新的汇票还旧账，将这些套取的纸钞用于投机，这明显不属于发行纸钞的本意，而且投机获利超过资金成本的机会非常之少，风险极大，，会造成银行的破产。

对于纸钞取代金银货币，斯密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金银货币好比公路，有助于商品流通，但会占用农田和工厂的土地，纸币好比空中的公路，也有助于流通，但不会占用土地，但由于在空中，更不稳定，需要更高明的管理技术。

由于商品的价格由工资、利润、地租组成，故一国的年产出必然以这三种形式分配给国民。这里的工资、利润和地租都指已扣除了投入成本的净所得。很显然，机器要继续运转，必须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维修费用和劳力，这部分不算净所得。每年的产出中总有一部分需要继续投入到这种必须的消耗中，这种消耗最终会流入“生产性劳动”中（有点类似成本的概念）。扣除了这部分的工资，利润和地租就可以自由选择，是进行扩大生产进入“生产性劳动”（这里的概念与上一个略有不同，上一个类似成本，这个类似再投资），还是进入纯消耗品的“非生产性劳动”，比如买衣物，看戏。

富国的产出中进入“生产性劳动”的资本比例较高（类似于生产所需投入的成本较高），而穷国的生产更多是靠天吃饭，投入很少。尽管富国的“生产性劳动”资本投入比例高，但因为富国产出的绝对值较大，其净所得的比例虽然小于穷国（好比穷国的地主，靠天吃饭，需要的再投入少，赚的大部分都是净所得），但其绝对值大大超过穷国。

斯密认为，产出中投入“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过多，不利于该国人民维持勤劳的品格，助长了懒散，也不利于国家财富的积累。一是因为“非生产性劳动”的可积累性差，比如戏剧在表演的那一刻，价值就消散了，而机器可以再生产，创造更多价值。二是“非生产性劳动”过度依赖大资本家或达官贵人的施舍。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很少有一国的国民集体挥霍无度，个别人的挥霍或错误投资不会造成整体性的财富减少，倒是政府等公职人员的“非生产性劳动”，如果管理不得当，会损失一国财富，比如轻易发动战争，国内发生革命等。同样是“非生产性劳动”，耐久性的消费又优于瞬时的消费，比如房产，珠宝，家具等好过衣物，食物和戏剧。

还有一部分资本间接用于“生产性劳动”，那就是借出收息（很少有人借钱纯粹为了消费）。对这部分资本，只要规定一个合适法定最高利率即可，这个利率要略高于市场正常的借贷利率。定的过低，非但不会阻止人们借钱，还会增加借贷成本，因为增加了违法被查的风险溢价。定的过高，助长了某些激进企业家进行高风险借贷。

资本指可获益的物品，资本的投入有四个方向：投入到初级品的生产（类似于农业畜牧业的第一产业）；投入到制造加工品生产中（第二产业）；投入到货物贸易中；投入到货物零售中。前两种是后两种存在的基础。

零售商除了为批发商提供了利润外，只驱动了自己这个唯一的生产性劳动者。批发商除了为第一第二产业制造商提供利润外，还驱动了运输业和自己这两类生产性劳动者。制造业除了为第一产业提供利润外，还驱动了大量的劳动力，使其获得工资。斯密认为，资本投入农业，驱动的生产性劳动最多，因为需要的劳力多，而且回报多，比如扣除成本的地租可达产出的四分之一以上，制造业很少有这样的回报率。

就资本的流通范围来说，农业和零售业通常是本地化的，流通范围较窄。制造业的工厂和劳工大多也是本地化，但原材料和产品不一定如此。当一国的资本不足以同时投向上述4个方向时，斯密以北美殖民地为例，认为投向农业，对本国的劳动性生产贡献最大，其次是制造业。

就货物贸易来说，同样的资本，由于周转速度的差异，国内贸易驱动的生产性劳动，高过外国消费品贸易，又高过纯粹的海外贸易。比如国内贸易，一年资金可周转四次，海外贸易只能三年周转一次，有一半的周转在海外完成，那相同的资本，驱动的劳动相差二十四倍。

但即使如此，斯密并不主张政策倾向某种贸易，因为海外贸易的存在，表明国内某产物超过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如果不进行海外贸易，这部分劳动将消逝。即使完全贩运国外货物，贩运本身也是一种劳动。一国出现大量海外贸易，有时也侧面反映该国国内的产出极为丰富。

虽然农业能驱动更多的劳力，回报率也更高，但当时欧洲的事实是，很多人靠制造业或货物贸易发了财，却很少有人靠农业发财。斯密将在第三和第四卷中解答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