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经济金融理论视角看两次危机
判断和结论
1.经济经历由技术长周期推动的繁荣后必然进入深度调整阶段，乃至发生大的危机
两次长周期都先经历由具有广泛影响的技术变革和新技术不断采用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大繁荣阶段，然后随着技术推动增长的空间和效力弱化，原有的发展动力减弱，技术推动的经济长周期进入末端，产业汇报下降，产能出现过剩，经济进入下行阶段，乃至发生大的危机。
两次长周期由繁荣向萧条转折的标志性时刻分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主要国家整体完成工业化和2001年IT泡沫破裂后，又运行了10年左右，危机爆发。
2.过度举债刺激需求是在维持“虚假繁荣”，只是推迟了危机的发生
实质都是在产业转型滞后，缺少新增长点的情况下，通过短期中用债务扩张和债务转移的办法来扩张消费和投资需求，以试图解决技术驱动力弱化、产业利润下降、生产出现过剩等长期问题，其实这样做只会使消费和投资超越实际支付能力和现实需要，制造出难以持续的虚假繁荣。
3.经济繁荣期收入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为危机的发生和过度举债提供了土壤
经济成长成果往往难以均匀分配到不同社会群体，产业部门和国家地区之间，，就同时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社会阶层分化等矛盾累积的时期，特别是经济运行到技术长周期末端时，收入分配差距和社会分化成都往往又累积到历史高点，需求持续萎缩，生产和需求发生较大脱节，过度举债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4.防范和化解危机的根本办法是技术变革、产业转型和社会政策调整
首先，要不断推动新的技术变革来创造新增长点和新需求，给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并带动经济走出危机。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变革的实现
第二，要与时俱进地调整社会政策、变革社会制度，来实现收入水平的均衡提高和弥合社会分化，这样才能保持和扩大总需求。
5.货币金融环境可能助长债务经济，放大“繁荣-萧条”周期
金融具有高度的顺周期性。
货币和金融的波动进而会影响实体经济，并产生实体部门和虚拟经济的正反馈影响，繁荣期相互提升，萧条期相互拖累，放大了实体经济波动。
6.、资本化”倾向为危机孕育和发展推波助澜
从市场中的个人角度看，人的贪婪本性和各种非理性行为加大了人们认清、尊重和把握经济规律的难度，成为危机不断重演的基本因素。
。一方面，，增加了为迎合低收入选民、抹平阶级差别，出台短视的、有民粹主义倾向政策的可能。
另一方面，竞选对资金的需要使选举政府容易被金融等少数利益集团曹总。
7.应对全球性危机必然经过国家间激烈博弈和较量
全球性危机造成全球需求同步萎缩，国际经济贸易关系“零和博弈”性质增强，合作应对危机难度加大。
8.全球性危机加速大国更替、重塑全球治理架构
大萧条后，美国和苏联崛起。
本次危机新兴国家发展较快。
9.重大经济危机导致政局剧烈动荡、地缘冲突激化乃至战争等极端事件发生
10.危机催生政策和理论创新
自由主义思潮大大弱化，凯恩斯学说被各国接受。
二、对我国的启示
1.充分做好应对危机长期化的准备
要充分认识过去20年全球市场不断扩张的时期已经结束，国际市场收缩在相当长时间将成为常态，必须转变战略基点、坚持扩大内需，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新的持久动力。
2.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发生变化，转方式迫在眉睫
只有能率先实现结构调整和技术跨越的国家和企业，才会在新一轮技术长周期中赢得发展先机和主动。
3.避免走向过度负债型经济，重视调控由金融引发的波动
首先，货币金融环境不能助长债务型经济过度发展。
第二，。
第三，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
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既改善实体经济经营环境，夯实实体经济发展基础，又抑制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
4.调整完善社会制度和政策，大力促进社会和谐
通过增强教育公平、完善财税体制、促进创业就业等措施，遏制在地区、行业、城乡、人群中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均衡提高需求支付能力。
要坚决防止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政策，最低工资过快上涨、劳动者过度保护、工资水平提高过快，会使劳动力成本高于均衡，反而会增加失业和降低经济竞争力。
5.新形势、新任务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新要求
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加快推进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改革，保护产权，打破垄断，开放市场，促进竞争，为尽快实现转型提供利益和激励保障。
6.塑造良好民族文华，提升国民素质
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是国民素质和文华。
7.在走出危机的激烈国际博弈中维护利益、适时出手
8.在全球经济治理新构架确立过程中，由积极参与者向主导塑造者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