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水木然，来源：smr669
春秋时期，东方有个国家叫齐（现为山东半个省，位于胶东半岛地区），这个国家的创始人是大名鼎鼎的姜子牙，该国虽然经历了10代人的打拼，但直到第11世孙齐桓公在位时，依然还只是偏居海滨一隅的小国。
此时诸侯列国的竞争愈演愈烈，齐国要么主动创新图强，要么等着被兼并。创新有可能是送死，不创新肯定是等死！
面对时局变化，齐桓公决定改革！
老板的决心有了，CEO在哪里？
齐桓公本来任命一直辅佐自己的鲍叔为相，但是鲍叔却向他推荐了另外一个人。当齐桓公听到那个被推荐者的名字时，勃然大怒道：“我恨不得吃了他的肉，扒了他的皮！”
原来管仲曾经为了护主，射了他一箭。但是创新不拒贤，个人私仇怎能妨碍国家前程。而且管仲在应聘时只说了三句话，就打动了齐桓公：
1、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2、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3、国多财则远者来，；
所谓：举世滔滔，唯知己渺渺。管仲越说越投机，句句正中下怀。于是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国，并告示百官：“国家大政，先禀仲父；有所裁决，任凭仲父。”
管仲的才华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厉害就厉害在：在他眼里，普通百姓都是“人”，免不了好逸恶劳、贪财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亲情。同样，官员和皇帝也是“人”，只是多了一些欲望野心和责任而已。在管仲眼里，这个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坏人”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所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强调道德，也不迷信强权，一心务实。他改革的本质是将人性的弱点变成劳动的动力：集大家之私，成社会之公。
管仲在位的时间长达40余年，成为先秦诸子中唯一成功的典范。说管仲是一位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绝对不为过，这里先插两个小故事：管仲才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动“货币战争”的高手。
第一个故事是齐桓公灭掉楚国。管仲说：“大王您出高价购买楚国特产的鹿吧！”。楚国活鹿的价格为八万钱一头，齐桓公就派人带了二千万钱去楚国大肆搜购。楚王听说后开心的说：“鹿，禽兽而已，楚国多的是，赶快让老百姓都去捕捉活鹿！”于是楚国上上下下、男女老少都行动了，颇有点“全民炒股（或炒房）”的意味。这时管仲让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齐、楚两国的民间收购并囤积粮食：楚国靠卖活鹿赚的钱，比往常多了五倍；齐国收购囤积的余粮，也比往常多了五倍。楚国因此却误了农时，而这时管仲下令封闭与楚国的边境。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本国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国元气大伤，三年后向齐国屈服。
管仲发动的另一个货币战争故事就是“衡山之谋”。
当时衡山国盛产兵器，天下无双。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于是衡山国百姓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铁。一年后，齐国派人购运粮食，当时粮价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收购。包括衡山国的其它国家百姓都运粮卖给齐国。然后就在夏收前的一天，齐国突然封闭关卡、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而这时齐国又忽然对衡开始举国出兵。此时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卖光了，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的精光，只得奉国降齐。
“衡山之谋”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以高价诱使敌方放弃本业，追求某种产业的畸形利润，最终造成敌人经济瘫痪！在任何时代，一种商品价格暴涨都会带来巨额利润。但除非这种利润来自于国内垄断型技术，否则是一定会出事情的。高利润会吸引相当一批人冲进去，而且，这批人往往还是能率先看到商机的精英。等到一个国家几乎全民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暴利就要终结了。
现在这一点对我们仍然有很大启示！
再说说管仲为齐国富强做出的一些其它贡献：
最核心的是“以商止战”，即：对内发展经济，；对外扩大贸易，用贸易来制衡战争。让各国发动战争的代价大于终止贸易的代价！
十分重视工商业，“无市，。在中国历史上，商人地位一直是很低的，管仲却将“工商”与“士农”并排。
同时，管仲又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此外，管仲还制定了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使林木和渔业资源得到可持续发展，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在提高积极性方面，管仲甚至提出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以提高人民自觉抓紧农时的积极性。
水木然点评：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商鞅和韩非看到了人性的恶。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观点非常对立，但他们都推崇管仲，核心的一点就在于，管仲认为善和恶不是绝对的，但私和贪却是永在的，自私和贪婪才是人性。管仲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对人性的了解。
这跟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早了对方近两千三百多年。
管仲是第一个强调国家贸易的人。他大开国门欢迎各国商人，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讨取税费，步行背东西来的不要去交税”。他还在齐国专门建立款待外国商人的客舍，从此全国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在这种自由贸易方针的鼓舞下，齐国首都临淄繁荣至极：“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据核算其时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而当时国际上最宏达、富贵的雅典人口不到5万。
管仲的经济思想中，还有一项非常超前，那就是鼓励消费，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罕见。管仲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指出：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
每当年岁低迷，人民没有本业可作时，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促进就业。这同2000多年后的凯恩斯经济学又如出一辙。
但是，管仲过于强调商业，甚至忽视了很多道德。比如管仲在齐国首次设立了“国家大”，繁华的都城临淄就试点开了7家官办的“女市”，其中每一市有“女闾”100人，共700人，他也被认为是性产业化的鼻祖。
管仲的改革使齐国从远离中原的小国崛起成为东方大国，齐桓公也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然而，齐国坐拥最强国力，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战略，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齐桓公晚期，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疆域不断扩大，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
自此以后，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武力威慑天下，“尊王攘夷”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以商止战”的策略也正式失败，他用贸易来制衡战争的想法过于理想化，列国争霸只适合丛林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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